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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马赛尔忙着传递伪造文件的时候,路路在四处打探要怎么到西班牙去,用什么交通方式,怎么越过边境。
签证是最大的问题,大部分使馆都撤走了,就算偷渡到了巴塞罗那,被捕的风险也非常大,我们其实不怕监禁,更怕遣返。
吕卡跟马赛尔谈过签证的事,也许寄望于我们的父亲能帮上忙,他们两个都失望了。
吕卡是因为走不了,马赛尔是因为吕卡不想留下。”
“他们两个本质上是相反的,1940年以前,这无所谓,甚至是他们交情的基础。
1940年之后,光是站在他们旁边,就能听见裂痕变大的噼啪声。
我没有试图干预,当然没有,那是他们之间的事。
我能做的就只有不和吕卡谈论马赛尔,也不在马赛尔面前提起吕卡。”
窗户忽然砰嘭作响,酒吧老板和顾客都看了过去,只是风而已,一张报纸像幽灵似的飞掠而过,消失不见。
厨房的气窗发出一阵呜呜声,又安静下来。
“冬天特别难熬。”
克莱芒的食指轻轻敲打啤酒杯的把手,“你什么都考虑不了,唯一的想法就是食物,到哪里去找下一顿难吃得要命的马铃薯。
被捕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德国人在搜捕‘叛乱分子’,维希政府也帮着这么做,每天都有人消失,大学教授和律师像兔子一样被围猎,爸爸就是在十月底十一月左右失踪的,没有解释,但也没有人通知我们认领尸体,所以我们猜他还活着,只是被关在某个监狱里。
学生们偷偷分发手写的传单,戴高乐在伦敦冲巴黎喊话,呼吁人们公开庆祝停战纪念日[*1],贝当政府以为自己管理着一地泥浆,结果是一锅沸水。
11月10日,纪念日前一天,警察总署在报纸上刊登告示,警告巴黎人不要组织游行,‘任何示威都不会被容忍’,原句差不多是这样的。
第二天,巴黎人做了他们最擅长的事。”
克莱芒在这里稍停,侧过头,发现酒吧老板没能接上下半句话,于是笑了笑,做了个挥舞旗帜的姿势:“我们出门示威了。”
——
克莱芒没有参与抗议,吕卡也没有,尽管集会地点离家不远,就在星形广场,时间是下午五点半。
马赛尔四点左右就出去了,穿上了黑色外套,打着黑色领带,就像参加葬礼,手腕上缠了一条蓝白红丝带。
他向克莱芒保证他只是“去看看”
,警察的踪影一旦出现就立即离开。
克莱芒推算着步行和乘坐地铁的时间,五点刚过就在窗边徘徊,张望下面的街道。
吕卡一开始嘲笑他的紧张,到了五点半,他也变得沉默,抿着嘴唇,盯着墙上的挂钟。
“我们应该去找他。”
克莱芒说,五点四十五分。
吕卡点点头,取下外套。
街上的人出乎意料地多,三三两两,有些拿着花束,有些腋下夹着折起来的国旗,还有人扛着两根鱼竿[*2],引起路人侧目,然后露出会意的笑容。
他们刚走过海军博物馆就见到了第一批警察,试图封住克雷伯大道。
一个警察冲吕卡大喊大叫,挥舞棍子,吕卡举起双手,说着“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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