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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感觉上来说,好像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反正他自己是越来越相信这个“传言”
了。
不为别的,就因为宁卫民在用餐的时候,主动自曝家丑,提起了他们刚刚在海滩散步被几个酒鬼骚扰的一事。
而且他还一时嘴快,流露出有意要花钱在戛纳雇请两个保镖还要包一辆汽车的想法。
没想到阿兰德龙哈哈大笑了一阵,就满应满许,把这件事揽在了自己身上。
说这件事不用宁卫民再发愁,明天一早就会有人有车,去酒店接他,连钱的事儿都没提。
结果隔天到了5月14日,那两个一早来酒店报到的两个彪形大汉差点没给宁卫民吓着。
这俩人身上带着枪不说,模样冷酷,凶恶,有纹身也就罢了。
关键是俩人脑袋和脸上都有伤疤,一看就是有故事的人,绝非普通意义上的保镖。
哪怕都穿着黑西服,也不是那么回事。
用京城话说,这俩人儿就不是善茬儿,大街上谁看见这样的主儿都会避之不及。
宁卫民是大为后悔啊,觉着跟着他们出门反而没有了安全感,倒像是自己被绑架了似的。
由此可见,阿兰德龙这家伙的底色,弄不好真不是那么干净。
他在银幕上的枭雄风范也许压根就不是演出来的。
要套用几十年后国内某位小眼睛明星说过的话,那就是,“黑社会有什么不好演的,我有生活啊。”
于是没辙,宁卫民回到房间就打电话给了皮尔卡顿的助手高田美,请她代为帮忙联系保镖和租车的事儿。
想了想觉得或许戛纳已经不好找了,就又补充说,不行哪怕从巴黎调人来也没关系,费用他不在乎。
而他也压根就没敢让松本庆子跟自己上车,只是单独赴约,坐两个“保镖”
的车去和阿兰德龙见面。
不过有一说一,阿兰德龙办事虽然有时候有点用力过猛。
就像这两个保镖,人选尽管不太符合宁卫民的心意。
但他这种雷厉风行,自作主张行事风格,在某些事上还是挺让宁卫民满意的。
就像落实《李香兰》展映一事,还有在影节宫地下市场买展位的事儿。
当宁卫民来到影节宫附近的咖啡馆时,具体条件阿兰德龙已经基本替他都谈好了。
展映的时间放在影节开幕之后的第三天,上午一场八十人座的放映厅,下午一场三百人座,上午场十万法郎,下午场二十万法郎。
展位最早也得四五天后才能有空缺,大概一个标准摊位是二十万到三十万法郎。
对此,宁卫民也别无异议,虽然有点小贵,但那是对经费不足的影人来说的,对他可不是多大问题。
毕竟这是临时插队,能这么痛痛快快把事儿定下来挺好,要比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可强多了。
所以他到了之后也就是在阿兰德龙的介绍下和组委会负责展映工作的一个法国人认识认识,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吃了顿早餐,顺便着闲聊了不少电影节的花边新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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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吃饱喝足,几个人一起回影节宫的组委会办公室,宁卫民来签字交钱,这事就算是基本定下来了,毫无波折。
唯一值得一提的,倒是宁卫民又通过阿兰德龙,发现一个匪夷所思的电影节潜规则。
敢情对于真正的国际大腕,戛纳电影节组委会规定了付费采访这一生财之道。
举个例子,今年竞赛单元《酒心情缘》的美国导演巴贝特·施罗德的采访价是一万法郎,而去年马丁斯科塞斯带着《八小时之外》来戛纳时,采访费达到了一万五千法郎。
至于像阿兰德龙这样没有影片参展,只是来凑热闹的人,只要咖位足够,每个记者也需要交五千法郎的费用。
但这部分采访费只是针对欧美地区外的记者,对于欧美记者采访可是免费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建立在文化话语权上的地域歧视。
实际上就在陪着宁卫民办事儿的这个过程里,阿兰德龙前前后后接受了十几个记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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