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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教授水力学的阎先生上讲堂从来只写写公式,却时常对同学说:“根本非常简单”
。
又常认为:“积个人和同仁几十年读书和教书的经验,实在没有比两星期一次考试更好的办法。”
这样的先生,让林宽并同学们很是苦恼。
(注:《联大八年》之《教授介绍》,资料室著,p234)
林宽不无一次给吴崇礼说:“可惜段先生忙于公务,我们几次请他来办讲座,他亦答应了拨冗前来,临了总是这事那事不能成行。
若他带学生,我实在是甘愿投他门下。”
吴崇礼劝慰:“待你毕业了再去他身边更方便。”
林宽郑重摇头:“吴少爷这么顺口一句就把我的毕业问题解决了,这可不妙。
我们土木系的就业问题,一定要请教系主任陶先生,否则陶先生认为是大不敬。
再则,你这话说来,像是你当了多大的官,能保我的前途了。”
林宽这是在取笑了,吴崇礼近来又换上司了,入职一年,他的上司如云来云去。
公路局面上是清水衙门底下却水产甚丰,靠着那条国际大动脉总能网到些鱼虾,有志向远大的谋着钱财就能往重庆升迁,有以生活为重的则把门路摸熟后辞去公职转战公路。
吴崇礼不贪财无野心,一张桌子后坐到发霉。
当然,林宽名字里的那个“宽”
,只是“对吴崇礼宽”
。
他慷慨激昂批评政府不作为、怒骂官员置民生于不顾只图中饱私囊,唯独对吴崇礼的尸位素餐视而不见。
吴崇礼也没自觉,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在联大混了下来。
1939年11月,委员长刚刚发布了对日军的“冬季攻势”
命令,24日,日军就占领了重要的战略性城市——南宁。
南宁失守,滇越铁路中断,预示着中国现在失去了一个关键的供给路线,并且西南侧腹面临新的威胁,国内形势越发艰难。
委员长不得不放出嫡系的后备部队,命其进入贵州以增强对云南-河内铁路这条中国和印度支那最后联系的安全。
与此同时,日军大本营正计划继续推进,目的是不仅切断中国和印度支那的联系,而且要切断中国同缅甸的联系。
日军广西作战的主力第五师团为日本陆军第一流精锐机械化部队,号称“钢军”
。
日本已认定,广西作战(桂南会战)“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学生们围在地图前通宵争论,若日军在广西作战中获胜,学校还能迁去哪里?
林宽握着拳头,坚定地说:“自家乡沦陷,我流浪了大半个中国,这里已是我最后的落脚地,我誓死保卫昆明。”
吴崇礼也热血沸腾,跟着群社社员喊了很多口号。
从联大出来,被冬夜寒冷的夜风一吹,就有些害怕的情绪涌上来。
昆明真个沦陷,可来得及逃去班宇?
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威茨认为:“战争是从被进攻一方的抵抗开始的。”
如果没有这种抵抗,也就没有战争。
而任何侵略都只是针对被侵略国中央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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