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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哥俩好（第9页）

一场冲突在所难免地发生了……

刘扬很平静，政法委书记的脸颊铁青，跟铁块一般，他放在桌面上的手一次又一次捏成拳头。

于洋继续说，夜里，乡干部开始收“三提五统”

，没有几个人缴，因为数目太大，跟农户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相差太悬殊，有的家庭举家出走。

第二天，乡干部从村头的第一户人家开始查看结婚证、宅基地证，没有两证的罚款一百元。

全村一千余口人，只有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太婆反抗了，她说：“我是旧社会结的婚，那个时候不要结婚证，因此我没有，如果你们家里的老人有，那我就交你们的罚款。”

可以说是这位老人解救了全村人，查结婚证的事就此结束了。

接下来就找可供罚款的事和物。

第三天下午四点多，三十四名乡干部唱着歌曲离开了崖湾。

“三提五统”

没有收上多少钱，但罚款所得七千余元。

一九九五年的七千余元，是一个县级干部和一个科长一年工资的总和。

这笔钱没有上交，走在半路乡长就按职务分了。

挨了打、交了一千二百元罚款的一个户主到小河区找到一位生意上的朋友，叙说了家中的遭遇。

朋友说我替你出这口气，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这类狗杂种不除不足以平民愤。

他们找到了小河区扶贫办的一位副主任和小河区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两个人都非常震惊，不相信有这种事。

到崖湾一看，一听村民的诉说，才相信这个地方出了这种事。

两个人去了松树乡政府，乡党委书记才知道崖湾村发生的事。

这位书记说，罚款一分没有上交，你们去告，我出庭作证，我以党性做保证，我绝不会站在败类的立场上说话。

两位公家人找到副书记，这位副书记说奉陪到底。

车再一次开到崖湾时，户主退缩了，说算了，我们随便犯个事，人家报复就变本加厉。

这个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我是一个月以后听说的。

我一方面为这伙衣冠禽兽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为我们村那个窝囊书记愤懑。

一个一千多口人的村庄，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伸张正义，都噤若寒蝉地受着。

我问小河区宣传部的一位同学，区上对这样的事件管不管，回答是一定会管，绝对严厉处理。

我约了我们村在市上工作的几个老乡商量如何反映情况，出乎我意料的是没有一个人赞成去反映这件事，我只好拉倒。

令我和我们村里人欣慰的是，村小学的一位老师把这件事写成材料寄给河源日报社，省报发了内参，省纪委专门派人调查处理，打人的联防队员开除了，而那个乡长、副书记、副乡长，小河区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为官做老爷。

王凌打断了于洋的陈述，问：“这三位乡长、副书记、副乡长现在在什么地方？担当什么职务？”

于洋说：“乡长先是在区水利局当局长，现在可能退休了——我不大清楚。

那位副书记调另一个乡当乡长，现在是小河区卫生局局长。

那个副乡长很能干，现在是我们某个县的县长。”

于洋语出惊人，常委们一个个神情一抖，暴打农民的副乡长现在竟然是县长！

“这个人的过去你了解吗？”

田野问于洋。

“初中没有毕业，八十年代末在一个乡政府当联防队员，一九九四年当松树乡科技副乡长，一九九六年在另一个乡当乡长，一九九八年当书记，同年请人替考，考入党校上大专，后读本科，二〇〇四年任小河区副区长。

以后的事我就不说了，熟悉最近这次换届的领导同志也知道此人是谁了。”

田野、王凌及其他人都点头了——杨哲除外，杨哲半睁一双蛇眼瞪着于洋，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